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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不同的里面，他特别强调了道统的问题，就是说他认为熊系因为有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所以钱穆先生反而怎么怎么着。

三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与本质，摆脱普遍的实践性人世智慧是传统中国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卢卡奇认为世界应是无产阶级意识的实现，是同一的主体—客体。

马克思并不满足于一般的现象学对现实的人的考察，他深入到现实的人的生成中去理解。在客观事物中发现的精神（通常我们所理解的事物的规定），其实是自我意识，这种意识从现象学看有两种形式，即作为自我意识本身的精神和作为对象规定的精神，都是自为的精神。世界是被纳入到人的认识、实践（否定）中的世界，世界的统一性来自于人与给定存在结成的否定之否定关系。天人合一所确立的天的主体地位之弊在启蒙哲学那里被深刻揭示。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揭示这个判断的根据。

无产阶级并不因为丧失财产天然就是无产阶级。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例如列文森（Joseph Levenson）认为老一辈的先进知识分子如严复、林纾、梁启超、鲁迅和胡适等人都是理知上面向未来（西方），情感上回顾传统（中国）。

传统儒家思想所根本不能转出的内容，即是组织纪律方面的修养论。这种修身学的实践意趣，在革命修养论中表现为理论联系实际，这一点是革命修养论的核心，也是毛泽东《实践论》的中心观点。18与此类似的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采用儒家传统的修身思想，也是因为它是一种民间文化形式。22因此，我们可以说革命修养论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思想意识上的修养，一个部分是组织纪律上的修养。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27—134页。但是，他们或许都没有意识到，革命修养论的扩大是宋明道学之道德理想的一次超规格的实现。

相比而言，恰恰是对修养进行严密组织化的实践，体现了修养论的革命性发展，这便是我们所谓修养的革命。32［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77页。在思想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我们将调转视线，关注这一思想史现象对于儒家修身学本身意味着什么，因而我们的问题是：儒家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是革命的对象，而其修身学为什么又会与革命结成同盟？从历史结果来看，这种同盟使得儒家修身学成功参与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但其功过如何？这种同盟是否反过来对儒家修身学自身造成了某种改造甚至破坏？经历了这种改造甚至破坏的儒家修身学，是否还有机会参与到革命以外的其他现代化实践中去？⑧既然革命修养论的存在本身即意味着儒家修身之道已经参与到现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塑造过程之中，看似游魂的儒家思想早已内嵌在现代中国的体魄之内，那么，如果无视并跳过这段历史去寻找儒学的当代价值，显然也就不免造成书斋中的儒学研究与当代社会生活之间的隔膜。这就体现了它作为一种现代修养论的特征，不是遵循反抗的逻辑，而是遵循规训的逻辑。

23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11页。尽管这些团体包含团体自治的意图和主义的组织支撑，16已经迈进了现代社团的行列，但这种兼具修身意义的团体，其原型即来自传统儒者的省过会。蒋介石鼓噪阳明心学，其新生活运动亦不可谓不重视修身。26谢觉哉《此心光光地》引用王阳明的语录。

而且，革命修养论同样秉持一种类似天道性命相贯通的模式，个人修养必以天道为终极理由，只不过此时这个天道被换成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已。451949年以前的延安以及1949年以后的中共，在‘将隐私公开化以供他人批评的思想系谱中，有两个明显的变化，自愿的道德向上动机逐渐被政治上的控制所侵蚀，自发的组成逐渐变成政治组织中强迫性的活动，而其共同特色即是私人道德领域的逐步政治化。

嘉道之际，面对逐渐衰败的环境，龚自珍、魏源等经世派开始提倡整肃人心，重视道德修养。作为一种修养论，革命修养论也一定遵循修养论的一般逻辑。

3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3页。20［美］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121页。我们可以对比儒家思想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面对的几个并列的选项。该争论最后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方式结束，确认了革命文艺要采用人民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形式为革命战士和群众服务，而不是使用胡风以及鲁迅那条尼采式的，走向后现代解构主义的，揭发国民性和人民精神奴役创伤的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形式。在后革命修养时代，错过了回应韦伯问题的机会以后，消费社会中的市场主体不再需要一套自觉的修养技术，儒家修身学的未来还需拭目以待。⑥如今，相关的思想史研究除了一些站在价值立场上的反对声音以外，⑦似乎基本取得了共识。

梁漱溟是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理论家中的佼佼者，其乡村建设尤其重视修身文化的重要作用。③李泽厚：《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载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89页。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谱系》，第161页。35可是，革命的修养虽然也通过学习革命理论继续完成思想转变的任务，却并不以这种突然的、爆破式的断裂为主要目的。

共产主义的理论、阶级斗争的学说，虽然是儒家思想所未见的，但是在修身学中，无产阶级／剥削阶级有先进／落后之分，在价值上就可以与儒家传统的君子／小人之辨相结合。当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问题意识进入学界的视野，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若从革命修身文化退潮的视角来看，则别有一番滋味。

而恰恰就是这种突破与现代化参与，最终导致儒家修身学自身的破坏与瓦解——因为这意味着将好的东西以坏的方式呈现，使人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42吕厚轩：《接续道统——国民党实权派对儒家思想的改造与利用（1927～1949）》，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当然，在下一个时代，即新科技统治时代，儒家修身之道是面临消亡之命运，还是再迎来一次新的转身，需要我们拭目以待。实际上，也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被赋予了传统的君子之风，而与阶级意识本不必然绑定的道德修养才会骤然出现在革命修养的目标之列，因此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认为落后阶级在道德上也必然败坏和落后。

关于儒家传统中的神秘体验，可以参考陈来：《儒学传统中的神秘主义》，载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41—373页。44［美］阿历克斯·英克尔斯：《人的现代化素质探索》，曹中德等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页，转引自肖南龙：《西方关于新中国思想改造运动的研究述评》，载《毛泽东思想研究》2003年第3期。

26这是革命修养论继承儒家修身学最为明显的一个特征。任晓伟：《〈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研究——历史生成、版本变化和理论价值》，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6—178页。

19福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以来具有精神性（spirituality）维度的哲学思想之一：阶层的立场观念、党派的后果观念、加入一个群体、进入一个学派、奥义传授、分析家的培养等等，所有这些都涉及为达至真理而培养主体的条件的这些问题，但是我们是用社会术语和组织化术语来思考它们的。21章士钊：《何故以农立国》，载《章士钊全集》第6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316—318页。

不过，革命修养文化的扩大所带来的影响不太可能迅速消除。谢觉哉：《不惑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第29页。36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108页。33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94—96页。

从逻辑解析来看，革命修养论继承了德性优先的思想逻辑，将儒家修身学中的天命之性／气质之性、君子／小人之辨等通过阶级性赋予了现代内涵，并发展出一套彻底的动中修养观念。12关于梁启超等人提倡新道德的说法，可参考陈来：《儒学美德论》，第2章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与流弊，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29—80页。

18李泽厚：《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载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76—88页。36从刘少奇对这种态度的反对可以看出，革命修养论实际上并不倡导心力，是反对顿悟顿修的。

革命修养论的思想逻辑的核心是规训，而这种规训相对传统修身学的革命之处在于加入了组织逻辑，实现了思想逻辑与组织逻辑的统一。尽管档案管理、思想汇报等形式仍然存在，但大规模运动式的做法已被彻底抛弃。